内容摘要: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41)但学术界对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则关注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墨学的研究,不仅是20世纪墨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份,而且从中还可以读出梁启超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万木草堂之时,梁启超就“好墨子,诵说兼爱、非攻之论。51)这段文字之中,不仅蕴含着梁启超所一贯具有的激情、理想与鼓动性的力量,而且也体现出梁启超开阔宏大的文化视野,它已超越一则启事的意义,是梁启超一篇全新的文化宣言,它全面阐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化理念。

清华园里梁启超

关键词:梁启超;学术;讲演;清华学校;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研究;教育;讲学

来源:沈阳日报 2013-10-13 赵立军

作者简介:

  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生波澜壮阔,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式人物,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他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里,勇做弄潮儿,积极探求古老中国的政治出路和文化前景,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开辟鸿蒙,启智建德,引领学术,一生著作等身;而他的政治生涯、办报生涯,学术生涯都与教育密不可分,办学、讲学,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这尤以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最为著名。

  【作者简介】郑家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舒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与梁启超有着莫大的关系。

  【内容提要】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1918年,叱咤风云20余年的梁启超决定退出政坛,开始了他最后10年的著述讲学生涯。这期间,他与两所学校关系很深,一是天津的南开大学,一是北京的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改办大学时,决定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国学院。

  【关 键 词】长时段视野;历史关系;述论

  梁启超是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倡导者。《梁启超年谱长编》载,梁启超在1925年5月8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拒绝段祺瑞邀请参与宪法起草的原因时说:“研究院事属首创,开学前有种种布置……院事由我首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为自己信用计,为良心命令计,断不能舍此就彼……”梁启超任教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蒋善国后来回忆说:“其实该院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虽然有诸多材料证实,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曾就清华国学院成立事宜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也的确推荐梁启超、王国维担任国学院的导师,但作为当事人,梁启超及其助手的信件及回忆应该是准确的。梁启超就是成立清华国学院的首倡者。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2-0162-15

  梁启超之所以倡议成立清华大学国学院,并同意担任国学院的导师,是由于他的忧国忧民忧学之心。据国学院的学生回忆:“王国维、梁启超他们到任的起因,并不相同,但他们之所以应聘,关键在于,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东西否定过甚,日后国学将后继无人。出于这种担忧,他们愿意到清华国学院来培养人才。”原来如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们不同的是,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从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边以启蒙者的身份不断向民众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内涵,一边对传统文化持有尊敬的态度。因此,当筹备当中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主任委员吴宓将曹云祥签署的聘书,交到梁启超的手上时,他欣然应聘。并且提前四个月就来到清华大学,“商议相关事宜”。

  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启超一生的智力活动,分为四时期,并认为:“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忘情国艰民瘼。”①张荫麟的“四期说”一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浦江清曾评价说:“荫麟纪念梁任公之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②在已成显学的梁启超研究中,关于第一、二、三期的论述,堪称成果坚实、名作纷呈。相比之下,关于“第四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在薄弱之中,关于梁启超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关系之研究尤为如此。尽管在绝大多数的梁启超传记中,都会提及梁启超在“第四期”与清华国学院的特殊关系及其讲学情形,但均语焉不详。常见的叙述一般如此:“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③“戊午冬出游欧洲一年,庚申春归国。自是主讲清华、南开、东南诸校,专事著述”。④“庚申春归国,专以著述讲论为业”。⑤然而,返观梁启超一生的生命与思想历程,就会发现,梁启超“第四期”的讲学与著述不仅在时间上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对青年学子亦影响深远。在时、空相交错而成的坐标轴上,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恰好可以成为“第四期”研究的凝结点。因此,我们认为,深入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不仅能较为全面反映梁启超在“第四期”的实际作为和贡献,而且还能建立一个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有效“视窗”。

  清华国学院在确定导师时,提出了三项条件: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按照这三项条件,清华国学院最终聘请到的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李济因为忙于考古,仅聘为讲师。这四位导师中王梁二人最早进入国学院,赵元任也在开学前入职。只有陈寅恪是第二年应聘的。陈寅恪的入聘,得益于吴宓的力荐,但梁启超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与清华国学院其他几位导师相比,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具曲折性和特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显赫的政治声名以及备受非议的“善变”、“屡变”的思想立场和学术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比其他人更深入参与和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转型过程,而清华国学院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新生事物之一。因此,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显复杂性与多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关系及其内在过程,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从中可以透视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特点、理念、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以此为借鉴,反思当下中国的人文学术教育体制、生态及其弊端。

  梁启超和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精彩的对话: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实证的立场,以时间演变为“述”之经,以意义阐释为“论”之纬,“述”与“论”相交织,力求在对史料的爬罗与阐析之中,呈现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人文性。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一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硕士。”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在致其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提到:“我搬到清华已经五日了(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这不是梁启超第一次来清华园。事实上,梁启超与清华学校的关系由来已久,他的内心对清华园这块土地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不仅多次与清华园有过紧密接触,而且每次都留下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和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相比,显得点滴而又屑小,但它们清晰地记录着梁启超对清华乃至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思考与期待,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思想史料。因此,不仅需要仔细挖掘、梳理,也值得重新解读与阐释。

  曹问:“他有没有著作?”

  早在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就曾应邀来到刚创办三年的清华学校演讲,他在题为“君子”的演说中,先借用《易经》乾卦与坤卦的大象彖,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并以之勉励清华学子说:“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⑥在梁启超一生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之中,这或许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演讲,但在清华园则激荡成响彻历史时空的黄钟大吕——因为清华学校后来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为校训。梁启超生命与学术中的清华园大门也由此渐渐开启。在此次演讲后不久,“是年冬(1914年)先生(指梁启超)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成。”⑦梁启超在该书的“第二自序”中叙述了这段短暂而充实的清华园生活经历:“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仍假馆于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盖十日间笔未尝停缀矣……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其校风严整活泼,为国中所希见,吾兹爱焉。故假一室著书其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⑧从中可以遥想当年梁启超心情惬意且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的情形。书成后,梁启超余兴未尽,并为赋示该校校员及诸生诗一篇,其中有几句颇值玩味,亦能概见此时梁启超心态之一斑:“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客接。箱根山一月,归装稿盈箧。(吾居东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筴,愧俸每颡泚,畏讥动魂慑,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攸玾,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⑨从诗中看来,僻静清幽的清华园,或许能让梁启超那颗奔竞躁动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栖息,使他在这里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生的进与退、沉与浮、炫丽与寂寞。也是在这一年(1914年)的12月3日,梁启超于清华学校教职员及各级长、各室长座谈会上,还就所谓“国学”问题,发表了自己见解,他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⑩梁启超对“国学”的高调宣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民初的学术界,由于西学的强势冲击而引发的对国学的价值焦虑与强劲反弹。学之“中”“西”,既是贯穿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考量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坐标。诚然,“国学”之功是否如此之巨,见仁见智,亦不应以任公之论为定谳。1914年间这一系列密切的言行,预示着梁启超与清华园之关系已找到一个良好的契合点,并透露出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情感世界的新关注点:学术和教育,而这两个关注点也渐渐成为他在“第四期”的思想关怀的主导面。

  梁答:“也没有著作。”

  时隔不到三年即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一次应邀来清华学校演讲,在开场白中,他愉快地回忆起两年多前假馆清华的情形:“鄙人于两年前,吾尝居此月余,与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媛,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故在此百忙中,亦不能不一来与诸君相见。”言语之中虽不免流露出沉痛的人生感慨,但也表达了对清华诸君念念不忘之情怀。此次演讲题为“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梁启超就“为人之要义;作事之要义;学问之要义”,与清华学子“以相切磋”。(11)演讲之中不仅充满长者与幼者、两个不同年龄层次、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充满着梁启超期待融入年轻生命群体的内心诉求。1920年冬,梁启超又应邀来清华学校作题为“国学小史”的讲演,此次讲演的累计时间之长,为历次之最。(12)他在《墨子学案·自叙》中对此次演讲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去年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初本拟讲十次,既乃赓续至五十次以上。讲义草藁盈尺矣。诸生屡以印行为请,顾兹稿皆每日上堂前临时信笔所写,多不自惬意。全书校定,既所未能,乃先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订以成此书。”(13)在梁启超研究中,人们常常困惑于梁启超著述体例之芜杂,这也是梁著常为时人所诟病的“缺点”之一,指责固然容易,同情之了解尤为必要。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煌煌数千万言的著述,按照体例的不同,分成不同文体的话,那么,上述的自叙就在不经意间透露了造成其著述“演讲体”与“著述体”不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事实上,《饮冰室合集》中的不少著述,未经校定就汇集成书,因此,“信笔所写”的痕迹犹宛然在目,这就难免有芜杂、粗疏之处。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如果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

  最终梁启超还是说服了曹云祥。

  1925年4月,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招生工作在王国维、梁启超的主持下进行。关于招生对象,他们要求大学毕业或“经史小学有根底”,或是已经有一些学术成果的学者。对于考试内容,王梁二人几经商议,决定,既看当场考试的成绩,也看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而考试范围也扩得比较宽,要求考生的知识结构要比较全面。这一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首届录取的研究生共计29人。这29人中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具有相当国学根底的人,有的甚至已经有学术著作出版。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院正式开学,9月14日正式上课。该院的授课方式是,导师先确定指导学科的范围,列出一门课大致的标题,然后逐一讲下来。学生则是在学年初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年末交成果,听课则自己选择。梁启超指导的学科范围是“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同时,他还举办各种演讲、讲座,清华大学部的同学、研究院的研究生都可以来听。梁启超名气很大,才气纵横,又善于演讲,感情奔放,语言生动,每次都是听者如云,人头攒动。在清华的三年里,既是他教学高峰期,也是学术高产期。

买球app,  1925年到1928年,清华国学院在开办的四年中的招生人数是:1925年:29人;1926年:28人;1927年:18人:1928年:2人。这70多人,以师从梁启超的最多,日后他们都成为国学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学术带头人。清华国学院在1926年的下半年,随着陈寅恪的到任和仍由王梁主持的第二届招生的完成,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国内国学研究的顶级学院。然而不幸的是,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的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也因身体的原因长期不能上课,清华国学院开始走下坡路。视国学院为生命的梁启超虽然抱病支撑,终因疾病缠身和多种原因于1928年6月辞去清华国学院的一切职务,回天津家中养病。但他依然担任清华国学院的通信导师。

  清华国学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的先后离世而无以为继,在仅仅开办四年后就宣布撤销。而为清华国学院的组建、教学贡献最大的梁任公也在1929年1月19日驾鹤西游,永远离开他深爱的土地、家人以及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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